“襄阳说”认为，习凿齿说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是诸葛亮“躬耕于襄阳”最有力的证据。的确，这似乎能证明“亮家于南阳之邓县”，但如果习凿齿的话是铁板钉钉的证据，那他说的“自汉以南为南郡，自汉以北为南阳郡”是不是证据？又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自相矛盾，所以习凿齿这些话要么都信，要么都不信。另外，习老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亮家”有“草庐”，从来没有说过诸葛亮在隆中“躬耕”，从来没有说过“南阳之邓县隆中”是“南阳”！选择性失明是史学研究大忌，只看风月宝鉴的正面而不看反面，最终只能是自扇耳光的笑话！
“襄阳说”认为：“史书记载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凡是学历史的都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这是不是欺负我们没有看过史书啊？诸葛亮说过“襄阳”和“隆中”吗？《三国志》记载了“襄阳”和“隆中”吗？都没有！都没有的事情有哪门子一致？诸葛亮只说过“躬耕于南阳”！请问，刘禹锡“南阳诸葛庐”的记载，大明皇帝的《钦定南阳卧龙岗祭拜诸葛亮祀典、祭文、祭品》的御碑与“襄阳隆中”始终一致吗？好好翻翻历代史书，有哪一本书说过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有哪一句话把隆中称为“南阳”？这个“始终一致”是从哪里来的？“凡是学过历史的都认为”的论断是哪来的底气？“南阳说”的学者就没有学过历史吗？史念海、刘庆祝、二月河、袁祖亮、王子今、王震中等等史学家就没有学过历史吗？笑话！教科书北师大版《出师表》中，将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注解为：“意为在南阳种地为生。躬：亲自。南阳，地名，今河南南阳”。而人教社对“隆中”的解释是：“地名，一说在现在湖北襄樊，一说在现在河南南阳”。这里哪有“始终一致”？一厢情愿没有用，只会给世人留下笑柄。
在躬耕地的争论中，“襄阳说”经常拿“隆中”“隆中山”来证明自己。例如“躬耕南阳如果不在隆中，为什么叫《隆中对》啊？”。笑话，且不说《隆中对》的名称清代才出现，以前都是叫《草庐对》，就是“隆中”“隆山”的地名最早也不是襄阳的啊！史书最早出现“隆山”的记载是东晋李兴的《祭诸葛丞相碣文》里的“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这个隆山毫无疑问位于文中所言的“沔之阳”，《水经注》则具体记载为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的蓼山。该山坡道平缓，马车可直上山顶，几十公里外的卧龙岗历历在目，与李兴所述丝丝入扣。而“隆中”之名则是王隐的《蜀记》引用李兴碣文的加注，由隆山变为“至隆中”，这是“隆中”地名的第一次出现，但并未言明此“隆中”在何处，如果仍指碣文中的“隆山”，应该还在沔之阳的湖阳。而此时汉水南岸襄阳西则根本没有“隆中山”、“隆中”的任何记载。100余年的襄阳人习凿齿才“号曰”了一个“隆中”。何谓“号曰”？就是“给它安个名”的意思，今天襄阳不也把泥嘴镇“号曰”成了“卧龙镇”了吗？“号曰”毕竟是嘴说，实地考察一下湖阳隆山和襄阳隆中山大家就明白了。今隆中就在隆中山脚下，登隆中山必先至隆中村，刘弘费那么大劲爬隆中山去“远望”什么？“远望”哪里的“亮宅”？刘弘为什么非要先去登山“远望”才能回过头来到山下隆中亮家“立碣表闾”？有这么笨的人吗？现在的隆中山峰峦陡峭，荆棘密布，牛车、马车能上去吗？可见，此“隆中山”必定不是李兴所言之“隆山”。各位看官如果不信，可以让隆中风景区弄一辆马车试试登上隆中山远望一下，必定是一场闹剧啊！
谢邀。首先要尊重史界先辈习凿齿。
1⃣️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司马光《资治通鉴》：“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诸葛亮家在襄阳（隆中)，两者记述一脉相承，可见权威史家司马光也部分采信了习凿齿记述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白汉以北为南阳，自汉以南为南郡…汉因之，这是说东汉南阳郡没有跨过汉水。
习凿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这是指诸葛亮叔父死后他住的地方；习又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这是说诸葛亮小的时候其叔父还在，当然住在襄阳城里了。所以习凿齿说的这两个住处并不矛盾，相反习的这说法更加映证了诸葛亮与襄阳城及其周围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诸葛亮出山之前就在襄阳城及其周边地区活动及生活。
习凿齿，东晋名士，大史学家！众所周知，魏晋人好辩，尝以驳倒名士大家为荣！故其言其文皆严谨，不容有误。其＂亮家……”一说时距孔明先生躬耕仅百年，历史痕迹清晰可见，如果有误，当会有人出来指正！其作（汉晋春秋）因立场以蜀汉为正统，这是古风，（魏略）同样以曹魏为正统。后世经典（三国演义）也属意蜀汉……
在南、襄两地的躬耕地之争中，持南阳卧龙岗说者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即诸葛亮的家在哪里？
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居有定所，安居才能乐业。西晋刘弘在隆中祭拜诸葛亮时，其家宅虽已破旧但还存在。后世的史书也一直记载诸葛亮的家是在襄阳西的隆中。按照常理，一个人的自耕地，只能在自己住所的附近，不可能太远。不要说交通不便的古代，即使交通发达的今天也是如此。所以，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只能在他家隆中附近而不可能跑到500里之外的宛城。
也有人抬杠说，隆中只说是诸葛亮的家，没有说是躬耕地。这纯粹是诡辩，理由如前所述。
即便如诡辩者所言，诸葛亮先是在隆中居住，后又到卧龙岗躬耕垅亩，那他到卧龙岗的第一件事也是先建房安家。但史书中卧龙岗附近无任何诸葛亮家宅、故居的记载（南阳境内其他历史名人的家宅、故居、墓地等历史遗迹，在史书中却多有记载，唯诸葛亮是个例外），那么问题来了，诸葛亮在卧龙岗躬耕十年，他住在哪里？
既然元人连诸葛亮的家在哪里都不知道，却能在相隔近千年后指认出当年诸葛亮所躬耕的一块地，这不就是鬼话！
而且从西晋开始，隆中之名已经存在近千年，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如果隆中在宛城附近，为何元代造史者放着著名的地理名称“隆中”不用，却偏要起个大众化的、各地常见的“卧龙岗”？用意何在？
邹湾欧庙流传广，
北山南水定襄阳。
连城带名一起迁，
遗址文物地下藏。
司马丢印已找到，
就在焦柳铁路旁。
新城兴建始晋代，
考古发掘不撒谎。
缺少东汉文化层，
考古报告写端详。
凿齿著书造隆中，
隔着汉江扯南阳。
两郡边界秦汉定，
大汉青史昭煌煌。
无由无理缺实证，
信口雌黄改界疆。
道元吉甫皆附会，
最不讲理谭其骧！
缺少实证无由头，
仅划隆中为哪桩？
裴松之注三国志，
记载习说很正常。
只为世人作参考，
并非认可其立场。
襄阳文友想一想，
莫忘两郡隔道江。
新老襄阳不一样，
东汉文物在何方？
何时造田二十亩？
诸葛岂有此力量？
隐居莫扯躬耕事，
附会躬耕太牵强！
习凿齿
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习凿齿（317-384年，另说325-393年、328-413年 ），字彦威，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习凿齿曾被权臣桓温辟为从事、西曹主簿，因反对桓温的篡逆图谋，旋降为户曹参军，后任荥阳太守，最后解组归里巷。曾力邀著名高僧释道安到襄阳弘法。亦在我国佛学史上产生一定影响。其晚年经历存在争议，一说曾被苻坚征召，于长安会面，后仍回襄阳；襄阳为晋室收复后，习凿齿被征以国史职事，未就而卒。另说习凿齿因不屈于苻坚逼用，为避杀身之祸而隐遁江西新余白梅。习凿齿精通玄学、佛学、史学。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逸人高士传》、《习凿齿集》等，其中《汉晋春秋》是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概述内图片来源：民国戊辰年重刻《梅田习氏族谱》）
基本信息
中文名习凿齿
别名习主簿
出生地襄阳（今湖北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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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目录
习凿齿简介
人物生平
交游桓温
荥阳太守
闲居襄阳
晚年病逝
主要成就
史学
文学
佛学
其他作品
著作
文章
诗铭
家族成员
轶事典故
不如一诣习主簿
回敬孙绰
人物评价
总评
历代评价
人物争议
生卒年份
晚年经历
任职地点
治史不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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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氏。家族殷富兴旺。世代为乡里豪绅。习凿齿年轻时就颇有志气，博学多闻，以文章著称。荆州刺史桓温召为从事，江夏相袁乔十分器重他，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奖他的才干。
永和二年（346年）左右，桓温升迁习凿齿为西曹主簿，关系亲密，待遇优厚。 此后，习凿齿多次升迁担任别驾。桓温出兵征战，习凿齿有时行军有时留守，所任职务，常常处在机要之位，任职理事颇有功绩，擅长写书信论议，桓温十分器重信任他。当时著名的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皆与习凿齿交情深厚。后来习凿齿奉桓温之命出使至京师，时任丞相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也十分敬重他。返回荆州后，桓温问：“丞相会稽王是怎样的人？”习凿齿答道：“生平所未见。”这与桓温旨意大为不合。习凿齿因此被降职为户曹参军。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收复荥阳。当初，习凿齿与两位舅舅罗崇、罗友皆为州从事。及至习凿齿迁职为别驾，其职位在二位舅舅之上，习凿齿多次为舅舅向桓温陈请升职。桓温到后来被习凿齿激怒后，便提拔他的两位舅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却任命习凿齿为荥阳太守。
兴宁元年（363年），荥阳又被前燕攻占。习凿齿至迟在此前应已离职， 返回襄阳。桓温之弟桓秘也颇有才气，素来与习凿齿相好。习凿齿免去郡守之职后返回襄阳，给桓秘写信。 信中追思诸葛亮、庞统、邓攸、羊祜、崔州平、徐庶等古人的风采， 并与桓秘共勉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怎知今日之才不如从前，百年以后，我与足下不会被后人视为平庸的刘景升吧！”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僧人释道安来到襄阳。他俊逸善辩有高才，从北方到荆州，与习凿齿初次会见。习凿齿说：“四海习凿齿。”释道安答道：“弥天释道安。”当时人认为这是绝妙对句。（《晋书·习凿齿传》则作道安出上联、凿齿对答 ，此从《高僧传》[1] 及《金楼子》[2] ）
当时桓温图谋篡位，习凿齿闲居襄阳郡里，撰写《汉晋春秋》裁定正逆来节制桓温。该书起于汉光武帝，终止于晋愍帝，一共五十四卷。书中记述三国鼎立时，将西蜀列为正统，至于曹魏，虽然上承汉朝皇位、下禅让于晋，但仍为篡逆；并认为直到晋文帝平定西蜀时，汉朝才算覆亡，而晋朝随即兴起；还引证晋世祖司马炎有炎兴之义、后主刘禅有禅让之兆，这样就宣明皇位是不能凭借强力夺取的。后来，习凿齿因患脚病，成为里巷残废之人。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被前秦苻坚占领。苻坚平素多闻习凿齿的大名，便用轿子将习凿齿与释道安一起送到长安。相见后，与他交谈，十分欣赏他。赐赠礼物非常丰厚。苻坚给各镇的文书中说：“从前晋朝司马氏平定吴国，利在获得陆机、陆云二位才士 ；今日我平定汉南，所获得仅仅是一个半人而已。”那半个人指的就是跛足的习凿齿。 不久习凿齿因病返回襄阳。
太元九年（384年）四月，襄阳、邓州回归东晋。晋廷打算征召习凿齿，让他主管撰写国史。不久（一说即同年十月[3] ），习凿齿病死，此事便告中止。习凿齿临终前，还留下遗疏一件，详细论述晋承汉正统的问题。[4]
东晋历史学家中国习姓先祖-习凿齿
尊汉正统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禅（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即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否则晋朝国统不正。在临终前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最初，西晋陈寿做《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应其直承东汉。但习凿齿则改尊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又消极地承认了曹魏的正统性，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复挑起二者孰为正统之大讨论，并成功地一改旧制，尊蜀汉为正统。这种史学观一直绵延数百年，在《三国演义》里达到了一个巅峰。所以，蜀汉君臣同祀，共享千秋香火，实在应该感谢习凿齿。[5]
习凿齿这种正统的政治历史观，不仅直接影响了三国故事在民间的流传及《三国演义》，而且对中国史学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朝榜眼张春说：“（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谓晋虽受魏禅而必以承汉为正，此乃千古纲常之大论也。”《四库总目提要》则总结三国正统之争，说：“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6]
以史为用
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肯定国家民族的统一，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有学者分析称，习凿齿把史学看作是政治学，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而习凿齿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义批评历史，二是“原始要终”见微察著。
秉笔直书
对于魏晋禅代等史事，自王沈《魏书》即多用曲笔，尤其是回护司马氏，而由于司马氏承魏正统，又为曹魏回护。习凿齿则秉笔直书，在《汉晋春秋》中对死诸葛走活仲达、司马昭弑君等事多有揭露，得到刘知几赞誉。 [7]然而，习凿齿有时过于强调政治性，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以今观古”，仍难免出现记载失实的情况。
考证孔明
习凿齿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襄阳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而习凿齿对于孔明古宅地点的记载，也成为后世襄阳与南阳争夺孔明“躬耕地”时争论的话题。[8] 此外，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在成都武侯祠，近代人钟瀚因习凿齿对诸葛亮研究的贡献，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异代相知习凿齿；千秋同祀武乡侯。”
保存史料
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书，保存了有关汉晋史实、襄阳及湖北地区的不少史料。不过，《襄阳耆旧记》由于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习凿齿年轻时即以擅长文学而闻名。有研究者认为他撰写的《襄阳耆旧记》，史传特征并不突出，而具备较为明显的小说品格。该书着重于人物的个性风貌，多选取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人物自身的典型言行来展现人物的独特个性、品行，并且善于设置场景，将言行置于设定的场景中加以表现，且强调美化人物。这些特征，体现出汉魏六朝杂传创作中普遍的小说化倾向，而该倾向对于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繁荣有重要影响。
此外，习凿齿还有诗文、联语传世，详见“个人作品”。
习凿齿崇信佛教，深通佛理，和东晋著名佛教学者道安法师有至 交。道安法师是般若学传入中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代表人物，曾在襄阳住了十五年。习凿齿久闻道安法师的名声，在道安法师率领僧众开始即将到达襄阳时，就先致书通好。（见《弘明集》卷十二《与释道安书》[9] ）在信中，习凿齿表达了他本人以及襄阳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的心情，崇敬之情，溢於言表。凿齿在信中还对肃祖明帝（司马绍）倡兴佛教给予了高度赞扬，表明了自己对先行上世者未悟“真丹”的憾惜之情，也对明帝以来“始钦斯道”深表欣慰。
道安法师到达襄阳后，凿齿便尽地主之情，对其日常起居悉心安排，“多方翼护”。二人往来不断，相磋佛经妙义。凿齿又向他的好友谢安推荐道安法师，说道安法师不仅博通内外群书，于“佛经妙义，故所游刃”，“远胜非常道士”，“乃是吾由来所未见”。二人对佛教义理皆有深研，甚为投机。（《高僧传》卷五[1] ）
《汉晋春秋》
习凿齿画像
《 汉晋春秋》五十四卷，《隋书·经籍志》作四十七卷。[10] 该书上起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迄西晋晋愍帝，记了近三百年的史事。 篇幅浩繁、内容丰富，涉猎广泛，历史和文化影响深远。
《襄阳耆旧记》
《襄阳耆旧记》，又称“襄阳耆旧传”，一般认为“襄阳记”是其简称。卷数存在争议，一般认为共五卷。其内容主要是襄阳人物的事迹、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该书既可被视作掌故之书，又可谓方志之作，其中保存了襄阳乃至湖北地区在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丰富史料，也为此后地记的写作树立了范本。
《逸人高士传》
《逸人高士传》，《旧唐书·经籍志》有著录，共八卷， 后散佚。《北堂书钞》[11] 、《太平御览》[12] 存其残文一节，文字略异。
《习凿齿集》
《习凿齿集》原有五卷， 后散佚。严可均据诸书录得习文二十余节，载于《全晋文》中。[13]
《与桓秘书》[4] 《与释道安书》[9] 《与谢安书》[1] 《晋承汉统论》 （即习凿齿遗疏）
《诸葛武侯宅铭》
达人有作，振此颓风，雕薄蔚采，鸱阑惟丰，
义范苍生，道格时雄，自格爰止，於焉盘桓，
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
罔窥其奥，谁测斯欢，堂堂伟匠，婉翮扬朝，
倾岩搜宝，高罗九霄，庆云集矣，鸾驾亦招。[14]
《诗》
煌煌闲夜灯，脩脩树间亮。 灯随风炜燿，风与灯升降。
《嘲道安诗》
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 何忽冻老鸱。腩腩低头食。[2]
据《晋书·习凿齿传》，习凿齿有子习辟强（繁体写作“疆”），后者在才学上有习凿齿的遗风，官至骠骑从事中郎。 另据《魏书》[15] 、《北史》[16] ，习辟强曾收留王慧龙，并和王慧龙等一起谋划举兵夺取荆州，后计划流产。《白梅习氏族谱》则称习凿齿有三子，除习辟强外，还有习辟疆和习辟简。
桓温有野心异志。将蜀地一位通晓天文术数的占星人请来，夜里握住他 的手询问国家命运气数的长短。桓温对占星人的回答不满意，过了一天，送给星人绢一匹，钱五千文。占星人便急忙找到习凿齿，请他帮忙料理后事。习凿齿问其缘故，占星人说：“桓公赐绢一匹，是让小人自缢，给钱五千，是置办棺材之费。”习凿齿说：“足下差一点因误会而死！足下曾听说过干知星宿有不杀之义吗？桓公这是用丝绢跟足下开个玩笑，赐钱是供路途费用。这是让足下离开回乡而已。”星人大喜，第二天天一亮就去辞别桓温。桓温询问离去的本意，星人以习凿齿之言作答。桓温笑道：“习凿齿担心足下因误解而死，足下倒是因误解而得生。然而这真是三十年白读儒书，不如一问习主簿。”
晋代一位著名大儒孙绰造访桓温，此时习凿齿与他还不曾相识。 于是，桓温便让他们两人在家中相见交谈。孙绰本性通达率真，喜欢开玩笑， 开口便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这是《诗经·小雅·采芑》中的句子，原是指周天子警告蠢蠢欲动的荆州蛮族，要他们不可与中原大国作对。而习凿齿恰好是湖北襄阳人，襄阳在古代属于“蛮荆”之地。孙兴公引用这两句诗，是对初次见面的习凿齿，开了一个善意而又带嘲讽的玩笑。然而，习凿齿更是饱学之士，便也毫不示弱，立即回送一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这则是《诗经·小雅·六月》中的诗句。“大原”即“太原”，“玁狁”则是周代北方的民族，曾被周天子下令讨伐，被驱赶到山西太原一带，而孙绰恰好原籍山西太原。习凿齿移用涉及孙绰祖籍的诗句，也巧妙地笑讽回敬了孙绰。
又有一次，习凿齿与孙绰同行。孙绰走在前面，回头对习凿齿说：“被沙石冲洗淘汰，瓦石就落在了后面。”习凿齿说：“被簸箕簸扬，糠秕就飘在了前面。”[17]
作为历史文化名人，习凿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曾获当轴青睐或高官厚禄，而在于其对中国史学和文化领域的巨大贡献，以及刚正不阿的精神情操。
桓温：然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4]
苻坚：①昔晋氏平吴，利在二陆；今破汉南，获士裁一人有半耳。[4] ②安公一人，凿齿半人也。[1]
刘义庆等《世说新语》：①习凿齿史才不常。②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品评卓逸。[18]
慧皎：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1]
房玄龄等《晋书》：①风期俊迈。 ②陈寿含章，岩岩孤峙。彪溥励节，摛辞综理。王恧雅才，虞惭惇史。干孙抚翰，前良可拟。邓谢怀铅，异闻无纪。习亦研思，徐非绚美，咸被简册，共传遥祀。（习凿齿、俆广等）俱云笔削，彰善瘅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敢。而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4]
刘知几：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7]
张子容：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插桃销瘴疠，移竹近阶墀。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更逢习凿齿，言在汉川湄。（《乐城岁月赠孟浩然》，一作王维诗）[19]
习凿齿的生年，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学界倾向于认为习凿齿生年在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左右，而依据这个时间推算，习凿齿转任主簿时（永和二年左右，346年），大致二十九、三十岁，而这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以符吻合。[18] 关于卒年，《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卒于太元九年（384年）冬十月[3] ，这可以和《晋书》记载的习凿齿于襄阳被收复（太元九年四月）后不久去世可以相吻合。这样，习凿齿大约享年六十七八岁。
也有学者依据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记载朱序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去世[20] （一作十九年，394年），对《晋书》的记载提出了修正。《校补襄阳耆旧记》一书的作者黄惠贤曾持此说，但后因《建康实录》等相关内容的披露，怀疑自己所依据的“心斋十种本”《襄阳耆旧记》的残本中关于朱序卒年的记载是后人补录而非习凿齿原作，放弃了这种说法。
习凿齿生于晋成帝咸和三年（328年）、卒于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的说法，出自江西新余《梅田习氏族谱》。 但该族谱的刻印时间在清乾隆年间，内容与唐前典籍相矛盾，故反对者颇多，而认同该《族谱》者考信的史料也仅仅上溯到明代。不过，《晋书》因其尚文采、欠笃实，故也不可尽信，仍需进一步考证。
白梅习凿齿遗迹
与习凿齿卒年争议联系在一起的，是习凿齿晚年经历、尤其是隐居 地点的争议。《晋书》、《建康实录》记载习凿齿终老于襄阳，而《族谱》称习凿齿晚年前往江西新余梅田隐居，并安葬在那里。 有研究者采信《族谱》。 反对观点则认为：若隐逸，襄阳的隐逸环境和文化都较江西白梅好得多；习凿齿被苻坚视为国器，离开襄阳和进入东晋都非易事；江西习氏族谱有关习凿齿为避苻坚所逼而遁隐江西新余白梅的记载漏洞百出，而这些材料的形成原因是白梅于明代出了两位习氏显宦，在循例纂修族谱时攀附先贤；至于分宜习凿齿墓，应该是习氏族人祭祀习凿齿的衣冠冢。 两派意见曾正面交锋。
据《晋书》记载，习凿齿曾被任命为荥阳太守。《隋书·经籍志》在著录习凿齿作品时，也注明是荥阳太守。不过，《元和姓纂》则作衡阳太守，清末也有人支持衡阳说。经学者考证，“衡阳说”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些人并不清楚晋王朝在当时曾收复荥阳的史实，而荥阳说则应该是正确的。
习凿齿治史不严谨，受到诟病。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一方面大量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内容并予以肯定，另一面也多有质疑。《高贵乡公传》中，既称赞习凿齿叙述司马昭弑君之事“差有次第”，将其记载列于诸书之前， 又认为习凿齿记载的曹髦葬礼过简，是诽谤司马氏之言，与史实不符；《王凌传》中，怀疑《汉晋春秋》所记载的王广对王凌所说的话是习凿齿自己编造的。在《董允传》中，引用了《襄阳记》中所谓董恢教费袆对孙权语后，又说到此处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怀疑他治史不审慎。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称赞习凿齿能够秉笔直书，一方面也批评他治史不严谨，将文学性强、不可据信的内容收入史籍中，贻误后人。
当代学者对习凿齿著述的史料价值也有质疑。例如，《襄阳耆旧记》中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 这种“个人创作”与作品本身作为“郡国之书”、“杂传”的性质，有一定关系。 也有观点认为，《汉晋春秋》等作品的失实之处，也与习凿齿过于强调史学的政治性有关。
这么个治史不严谨的人，他的作品大家当文学作品可以一看，你当史书读，还奉为圭臬，就是傻或坏了。
《汉晋春秋》被评为第一野史，书中常常出现自相矛盾的叙述，有些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相差甚远，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南朝宋时期，刘义庆撰《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有作者的词条:习凿齿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为荆州治中。凿齿谢䇳亦云:“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后至都见简文，返命，宣武问:“见相王何如？”答云:“一生不曾见此人！”从此忤旨，出为衡阳郡，性理遂错。于病中犹作《汉晋春秋》
古 隆 中是否襄阳人习凿齿凭空自造？
历史对习 凿 齿《汉晋春秋》评价：
唐·房玄龄等《晋书 列传第五十二》评价习凿齿“习氏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卷十八》：“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必如是，则马卿游梁，枚乘谮其好色；”
裴松之在作注时对《汉晋春秋》的记载评论到“臣松之以为如此言之类，皆前史所不载，而犹出习氏。且制言法体不似於昔，疑悉凿齿所自造者也”
习凿齿 造 假 历史共识。
魏略曰：“刘备屯于樊城。是时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行见备，……”虽然这里记载是诸葛亮去拜见的刘备，与其自述“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有别，但至少告诉我们，诸葛亮是北行见的刘备，那么诸葛亮隐居地只能是樊城以南的某地而不可能是樊城之北的宛城。如此，即使是刘备三顾，也只能是往南去。
《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这篇碑文是在诸葛亮去世70年之后所作，时间并不久远，而且刘弘驻守襄阳，不可能不知道诸葛亮隐居何处。
襄阳记曰：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司马徽隐居在襄阳南漳的水镜庄，人称“水镜先生”。大家都知道，在汉语中，“此”是近指，“彼”是远指。他所说的“此间”，只能是指南漳周边地区，而不可能是指离南漳260多公里的宛城。（隆中离水镜庄20多公里）
水经注卷二十八记载：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这里，“此宅”、“其宅”指向同一所住宅，史料前后衔接，说得清清楚楚，难道躬耕地在何处还不明白吗？
隆中说不仅有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直接点明诸葛亮的隐居地，还有以上诸多史料作为补充，证据链完整。倒是卧龙岗说，能拿出一条史料证明诸葛亮在宛城生活过吗？
襄阳伪隆中是建立在习凿齿号曰隆中的基础上，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已被国家认定为野史，野史吗就是胡说八道的乱侃，既然根基就已经被否认，那襄阳伪隆中就自然没有了。古语说的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正本清源，打击襄阳伪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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